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看，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结构性、系统性意蕴；从实践上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以系统观念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准确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内涵与特征，科学分析优势与挑战。加强全局性谋划，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统性特征出发，明确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地位，增强科技创新驱动力，推进产业深度融合，统筹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等战略重点。加强整体性推进，全面推动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深化“实数融合”、完善产业政策、提升绿色化水平等关键任务落实落地。
文明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对文化总体的指认。作为概念，文化更具有描述性特征，而文明更具有象征性特征。在同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部，文化有优劣之分，而文明更多地指向优秀文化的总体，文明的特质就是总体文化的特质。文明特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思维方式和价值内核的不同。现代化说到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但实质是文化总体即文明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特质通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中的内核价值来表达，最终表现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的底蕴、根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的特质在与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以及在内部资源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也铺就了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
中国哲学以指导人生为著作目的，具有实践哲学的知识性格特征，文字的形式风格迥异于西方哲学以论证为主的表述形态。面对哲学著作的不同形式及不同学派理论成立可能性的知识论反思，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开发良好的研究工具，以澄清问题，理解宗旨，消解冲突，并呈现各家不同的人生智慧与理想追求。基于此，首先应通过文本理论形态的分析，厘定中国哲学经典的范围；其次阐明中国哲学的命题意旨，以定位中国哲学的特质；再次，研究哲学命题在经验上之可被检证的事实；最后，针对中国哲学理论在人生实践上的功能，探讨学习者应有的态度与应得的成果。
围绕“形溃反原”展开的论辩，系理学与气学的一次重要交锋。程朱认为张载“形溃反原”论不仅是对天地生化模式的错误把握，且有近佛之嫌。程朱从运转模式、理气结构、价值旨归三重向度对其展开批判，认为气散即灭尽，形上之理才是形下之气生生不息的根源。王船山不满程朱“理本气末”的诠释结构，并以“理气不分”重塑气之本体地位，对程朱之批判进行一一辩驳。他指出“有无”“生灭”皆属表层现象，其本质乃是气之屈伸聚散，由于理气不二，气与理(性)皆长存不灭，故“形溃反原”非释氏之轮回。船山强调张载此说旨在“贞生死以尽人道”,具备辟佛之效与正人心之功。船山对程朱批判之辨正，不仅是为张载正名，同时也是对气学体系的推进与完善，弥补理学在超越生死、安顿性命问题上的缺失，增强推行人道的理论说服力。
儒、墨两家在战国两百余年间，先后展开四次学术论战与思想交锋。从墨子“非儒”、孟子“辟墨”到后期墨家“争彼”、荀子“解蔽”,先秦儒墨之争的演变轨迹随即形成。战国初期，墨子从政治、伦理维度建构“十论”体系，批判孔子与早期儒家，成为儒墨之争的起始阶段。战国中期，孟子基于道德主体性视角，坚守孔子“仁爱”主张，反对墨子“兼爱”观念，成为儒墨之争的重要发展阶段。后期墨家“争彼”以求“辩胜”,借由《墨经》归纳逻辑概念与论辩方法，将儒墨之争推向理论高峰。战国后期，荀子在稷下学宫总结百家之说，破解墨学之蔽，传续孔子仁礼之道，宣告先秦儒墨之争的正式终结。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市场利益机制、市场运行机制、财产产权机制和资本激励机制，有利于引导、促进、维护和激励劳动力、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又有利于推动城乡生产力的均衡发展。城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城乡的收益水平，城乡生产力的均衡发展能够促进城乡收益水平的均衡。完善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提高乡村生产力水平，缩小城乡生产力差距和利益差别，有利于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只有解放思想，创新理论认识和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
当前地缘政治风险对我国企业国际经济参与的影响日益凸显。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模型刻画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下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利用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巴以冲突伤亡人数构建工具变量，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水平的提升增加了企业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机制分析发现，贸易成本提升、供应链冲击和东道国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导致这一现象，这反映了地缘政治风险升高背景下企业的主动供应链重构。进一步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放大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引入贸易摩擦情况下，地缘政治风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联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合作框架层面的异质性。
系统梳理现有智慧农业政策，运用fsQCA方法探究驱动智慧农业高水平发展的政策工具组合类型。研究发现，单一政策工具无法构成智慧农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但公共服务供给不可或缺。研究识别出三类高效政策组合形态：一是“多元综合型”,通过全方位政策工具启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智慧农业发展；二是“供给-环境主导型”,依托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推动传统农业大省向智慧农业大省转型；三是“供给-需求平衡型”,供给保障与需求刺激协同促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农业智慧化。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与互补关系。
数字社会建设已经成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数字社会建设三大目标，即促进数字公共服务的普及化、推动数字社会治理的精准化、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的过程中，产生自反性问题，呈现既建设自我，又解构自我的双重面向。在此影响下，数字社会中形成了权力结构分散-集中悖论、数字鸿沟弥合-扩张悖论、个人数据利用-保护悖论。必须明确政府治理的核心作用，探索协同治理模式；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提高社会包容程度；运用行政规制方式，保障社会基本信任，以消解这三大悖论的负面影响。
中国时间叙述是从叙事之维对中国时间的表达和呈现。汤亭亭文学创作中的中国时间叙述体现为以中国传统节气、节日、生肖年等作为叙事内容和对“周行向前”的中国传统时间观的呈现与认同，它赋予了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历史感和抒情色彩，也为汤亭亭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重塑提供了可能，同时还体现了她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汤亭亭文学创作的中国时间叙述既有原生华裔家庭的熏陶，也有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更源自个人的中国时间生命体验。
戏剧是巴迪欧事件哲学最为重视的艺术真理程序之一，大写戏剧通过戏剧事件生产真理。大写戏剧之所以能成为生产真理的事件，其后包含着以下生成逻辑：数学集合论“计数为一”对事件哲学的本体论奠基与戏剧情境的重构，是将具体历史事件重新事件化的哲学路径，成为巴迪欧戏剧事件的学理依据；“对边人物”既有“对角线”的数学本体论基础，又以其边缘性、中介性与解构性等特质，成为巴迪欧戏剧事件得以生成的形象基础；巴迪欧在戏剧创作和理论中不断重释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为沦陷在“表象”“本质”交织泥泞中的“真理难题”,提供了戏剧事件的解答。事件哲学的切入，助益巴迪欧戏剧创作和理论完整轮廓的呈现。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小说进行语言计量学分析，探究其词汇丰富度与文本信息熵的演变及二者关系。通过设定标准形次比、单现词对数比、实义词占比和平均词长四项指标，量化分析其不同创作阶段的语言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莫里森后期作品的词汇多样性与文本信息熵显著高于前期作品，尤其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其语言信息负载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标志着其语言表达趋于成熟与创新。其次，词汇密度与文本信息熵之间之所以呈非线性互动，是受作者对语言符号的策略性调配主导。莫里森通过精细的语言设计，在词汇选择与信息承载间达成动态平衡，从而建构起了独特而富有张力的文学话语体系。
民营企业实施犯罪多为法定犯。相关负责人对行为刑事违法性认识不清是涉刑重要原因。违法性认识近年来在我国刑法理论上获得更多认可。刑事诉讼中应当运用违法性认识理论谨慎判断民企涉刑入罪。刑罚施加在于促进民企法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其依法经营。当前应当通过以违法性认识缺失为由认定犯罪不予成立、以行刑衔接实现企业涉刑出罪化处置、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彰显刑法规定精神实现实质出罪等方式处置民营企业涉刑违法性认识缺失问题，贯彻慎刑要求，对涉刑民营企业谨慎入罪，给予其更多改过机会。
科技惠益分享权是指人人享有的分享科技所衍生的利益及福利的权利。该权利根植于国际人权法体系，具有维护个体权益、促进社会正义与落实国家发展目标等价值。该权利的主体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权利内容包括公平获得科技惠益权、参与科技治理权和免受科技伤害权，义务主体则由国家以及企业与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组成，义务内容体现在尊重、保护与实现三重维度。我国在该权利保障上已建立软法与硬法协同的多层次规范系统，基本形成创新激励与公平分配相协调的治理格局，但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实施层面仍然存在短板。为保障人人更加充分地享有科技带来的惠益，我国应当通过权利的明确宣示促进公平获得科技惠益权的实现质效，以科学素养提升和参与机制完善促进参与科技治理权保障，以科技伦理审查为重心加强免受科技伤害权保障。
在人工智能时代，平台既是网络暴力的主要发生场域，也是治理网络暴力的关键节点。平台在参与网络暴力治理时面临网络暴力概念的模糊性与刑法构成要件的明确性之间的张力，且必须在公共秩序维护与用户权利保障之间权衡取舍，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加之信息披露、隐私保护、程序保障等制度协调不足，平台的治理行为兼具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为在治理效果、言论空间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有必要确立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递进的阶梯化治理结构。刑法仅在平台负有明确法定义务并经责令仍拒不履行且造成严重后果时方可适用，并应限定于具备技术控制能力和关键传播地位的平台主体。
AI技术创新高度依赖高质量数据资源，但现行立法对企业间数据交易的法律性质与权益归属缺乏明确规定，导致交易效果不确定，制约了AI产业的数据供给。当前面向AI产业的数据交易面临供给侧激励不足、交易客体范围不清等具体问题。我国短期内建构完整的数据交易机制并不具有可操作性，结合《数据安全法》第33条等的规定，可以选择依托具有第三方机构参与的平台模式建构特定的数据交易制度。企业数据交易以AI产业训练数据需求为导向，制度建构应以促进企业数据高质量供给、保障交易安全、提升交易意愿为目标，坚持“同步保障交易效率与安全”的理念，重点围绕企业数据交易类型多元化、交易平台内部运行管理等事项开展实践探索。
拜节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人际互动礼俗。2015年端午出现的一段提出“端午节不能互祝快乐只能互送安康”的文字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引发了“端午安康”与“端午快乐”的拜节祝颂语之争。史料显示，至迟自唐代始端午节的情感基调均是喜庆的，与“快乐”存在天然联系；晚清之前端午拜节祝颂语皆为华丽的骈句，常用“福”“祥”“祺”“禧”等含义指向较为笼统的传统吉字。随着近代以来祝颂语改用现代汉语白话文，其颂扬内容几近消失，“快乐”“健康”等指向较为具体的词汇成为祝愿关键词。而在纸质贺卡与数字短信拜节时代，与节日基调相符的“快乐”一度成为使用较多的祝愿关键词。由此可知，端午节绝无不能祝颂“快乐”的禁忌。此外，端午传统赐赠节礼体现了对健康长寿的祝愿，说明祝颂“安康”也于史有据。
以社会心理学为理论视角，基于1043名被访者的调查数据，考察青年群体的媒体使用对获得感的影响。将媒体划分为主流媒体与权威平台、自媒体与商业平台两类，获得感涵盖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结果表明，两类媒体的使用效果趋同，均对青年群体的获得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主流媒体与权威平台的效应更强。社会支持在其中发挥稳定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发现，社会比较呈积极的“同化效应”调节模式，对于社会比较倾向更强的青年，媒体使用在大多数情境中对获得感的提升效应更大。
突破传统“偏差”视角的分类预设，基于“常态—异化”谱系与“认知—情感—行为”态度三元结构，可构建数智时代青少年网络社会心态异化的阐释体系。青少年网络社会心态异化并非单纯的价值偏差，而是主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结构性变异。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认知层面的算法茧房、情感层面的情绪极化与行为层面的游戏化生存。其生成机理源于平台算法的技术僭越、风险社会的结构挤压与个体发展需求的心理错位三者的复杂互构。据此，数智时代青少年网络社会心态异化的治理路径应超越单一的技术规制，转向深度的“人文赋能”。通过价值理性的回归、情感生态的修复、数智公民素养的重塑以及代际关系的再造，推动青少年在数智空间中实现主体性回归。